据《神农本草经》记载：“牡丹味辛寒，一名鹿韭，一名鼠姑，生山谷”。在甘肃省武威县发掘的东汉早期墓葬中，发现医学简数十枚，其中有牡丹治疗血瘀病的记载。牡丹原产于中国的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诸省山间或丘岭中，人们发现了它的药用价值和观赏价值，而变野生为家养。从南北朝“永嘉水际竹间多牡丹“至今。在长期的栽培过程中，牡丹发生了变异，出现了许多花大色艳的品种，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其栽培范围由长江、黄河流域诸省向全国扩大。如今已扩展到中国东北、东南，以及内蒙、新疆、西藏、台湾等地。

牡丹栽培源于河洛，至今已有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18]大约在汉代1932年的《柏乡县志》记载刘秀曾躲入弥陀寺的牡丹花间，避掉王莽大将王朗军的追兵，刘秀称帝后，遂赐名“汉牡丹”。牡丹作为观赏植物栽培，则始于南北朝。据唐代韦绚《刘宾客嘉话录》记载：“北齐杨子华有画牡丹极分明。子华北齐人，则知牡丹久矣。”又据《太平御览》谢康乐说：“南朝宋时，永嘉（今温州一带）水际竹间多牡丹”。

“牡丹”这一名称的出现，标志着牡丹栽培历史的开始。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说：“牡丹虽结籽而根上生苗，故谓“牡“（意谓可无性繁殖），其花红故谓“丹”。”

隋代，牡丹的栽培数量和范围开始逐渐扩大，当时的皇家园林和达官显贵的花园中已开始引种栽培牡丹，并初步形成集中观赏的场面。《隋志素问篇》中说道：“清明次五时牡丹华。”这又足以说明牡丹作观赏植物则规模更大。

唐朝时，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唐都长安的牡丹在引种洛阳牡丹的基础上，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当时已出现了种植牡丹的花师。据柳宗元《龙城录》记载：“洛人宋单父，善种牡丹，凡牡丹变易千种，红白斗色，人不能知其术，唐皇李隆基召至骊山，植牡丹万本，色样各不同。“当时的“艺人“因受社会所限，生活所迫，所掌握的“绝技”是不外传的。所以，宋单父种植牡丹的“绝技“使后人“不能知其术”。但是，从“植牡丹一万本（株），色样各不同”来看，牡丹的栽培技术已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在唐代，宫廷寺观，富豪家院以及民间种植牡丹已十分普遍。据《杜阳杂记》记载：“高宗宴群臣赏双头牡丹”。《酉阳杂俎》载：“穆宗皇帝殿前种千叶牡丹，花始开香气袭人“。《剧谈录》载：“慈恩寺浴堂院有花两丛，每开五六百花，繁艳芬馥，绝少伦比”。当时，刺激牡丹种植业发展的原因，不仅是牡丹被众多的人们喜爱，有一定的观赏价值，而且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唐国史补》载：“人种以求利，本有值数万者“。在唐代的大量栽培下，繁育出众多的品种，使牡丹花瓣化程度提高，花型花色增多。

在栽培方面角度说，唐代已开始尝试牡丹的熏花试验，据《事物纪原》记载：“武后诏游后苑，百花俱开，牡丹独迟，遂贬于洛阳”。这虽为传说，但从中可以分析出“牡丹独迟”的原因，是当时的人们还没有真正掌握其生长规律而造成熏花的失败，使其不能与其它花卉同放。

作为唐代东京的洛阳，从初唐到五代十国的后唐，牡丹种植业都在不断的发展，其规模不亚于西京长安。据宋《清异录》记载：“后唐庄宗在洛阳建临芳殿，殿前植牡丹千余本，有百药仙人、月宫花、小黄娇、雪夫人、粉奴香、蓬莱相公、卵心黄、御衣红、紫龙杯、三支紫等品种”。

宋代，牡丹栽培中心由长安移至洛阳，栽培技术更加系统、完善，对牡丹的研究有了很大的提高，出现了一批理论专著。这其中有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周师厚的《洛阳牡丹记》、《洛阳花木记》；张峋的《洛阳花谱》等等。记述了牡丹的栽培管理，其中包括择地、花性、浇灌、留蕾、防虫害、防霜冻以及嫁接、育种等栽培方法，总结出一整套较为完善的成熟经验。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中载：“种花必择善地，尽去旧土，以细土用蔹末一斤和之“、“白蔹能杀虫，此种花之法也”。《洛阳花木记》中载：“凡栽牡丹不宜太深，深则根不行，而花不发旺，以疮口（根茎交接处）齐土面为好”。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对栽培牡丹十分严格，从选地到种植都十分讲究，这也许是洛阳牡丹能够甲天下的原因之一。

北宋时，洛阳牡丹的规模是空前的。当时洛阳人不单爱花，种花，更善于培育新品种，牡丹“不接则不佳“，他们用嫁接方法固定芽变及优良品种，这就是北宋时最突出的贡献。

南宋时，牡丹的栽培中心由北方的洛阳、开封移向南方的天彭（四川彭县）、成都、杭州等地。在这些栽培地，首先引种了北方较好的品种，并与当地的少量品种进行了杂交（天然杂交），然后通过嫁接和播种的方法，从中选出更多更好的适宜南方气候条件的生态型品种。陆游著的《天彭牡丹谱》中记述了洛阳牡丹品种70余个。明清时，中国牡丹的栽培范围已扩大到安徽的亳州、山东的曹州、北京、广西的思恩、黑龙江的河州等地。《松漠纪闻》记述了黑龙江至辽东一带种植牡丹的情况：富室安居逾二百年往往辟园地，植牡丹多至三二百本，有数十丛者，皆燕地所无。另据《思恩县志》记载：“思恩牡丹出洛阳，民宅多植，高数丈，与京花相艳，其地名小洛阳”。这说明当时牡丹北至黑龙江，南至广西。明清时关于牡丹著述更多，薛凤翔著《亳州牡丹表》、《牡丹八书》，从牡丹的种、栽、分、接、浇、养、医、忌八个方面进行了科学的总结。乾隆年间编纂的《洛阳县志》列古代和当时品种共169个。

清代熏花已十分普及，据《曹州牡丹-附记七则》载：“右安门外草桥，其北土近泉居人以种花为业，冬则温火煊之，十月中旬，牡丹进御矣“。再据《五杂俎》载：“朝迁进御常有应时之花，然皆藏之窖中，四周以火逼之，隆冬时即有牡丹花，道其工力，一本数十金“。这时的催花技术己达到相当的水平，此技术至今还在采用。

1949年共和国成立后，牡丹种植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尤其在改革开放以来，各地牡丹的栽培数量不断增加，栽培技术水平逐年提高。洛阳、菏泽等地先后成立了牡丹专业的科研机构——牡丹研究所。在前人的栽培管理的基础上，使牡丹的栽培技术又得到了新的发展。同时，中国还出版了一批较高学术价值的专著，如刘淑敏等编著的《牡丹》，喻衡著的《牡丹花》，魏泽圃等主编的《洛阳牡丹》等等。这些著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到了充实和发展，作了一些理论上的新探索。

牡丹不仅是中国人民喜爱的花卉，而且也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珍爱。日本、法国、英国、美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新加坡、朝鲜、荷兰、德国、加拿大等二十多个国家均有牡丹栽培，其中以日、法、英、美等国的牡丹园艺品种和栽培数量为最多。

海外牡丹园艺品种，最初均来自中国。早在公元724-749年，中国牡丹传入日本，据说是由空海和尚带去的。1330年至1850年间法国对引进的中国牡丹进行大量繁育，培育出许多园艺品种。1656年，荷兰和东印度公司将中国牡丹引入荷兰，1789年英国引进中国牡丹，从而使中国牡丹欧洲传播开来，园艺品种达100多个。美国于1820-1830年，才从中国引进中国牡丹品种和野生种，后来培育一种黑色花的牡丹品种。

山东农业大学教授喻衡先生在他所著的《牡丹花》一书中这样写道：“牡丹在国外也用于庭园栽植，植株高度可达2米，花径达20-30厘米，每天暮春时节，花朵盛开，硕大无比，清香四溢，冠居群芳，虽远离故国，也大有一副'花王'的气派。”

 

植物文化

牡丹花被拥戴为花中之王，有关文化和绘画作品很丰富。她是中国固有的特产花卉，有数千年的自然生长和两千多年的人工栽培历史。其花大、形美、色艳、香浓，为历代人们所称颂，具有很高的观赏和药用价值，自秦汉时以药植物载入《神农本草经》始，散于历代各种古籍者，不乏其文。形成了包括植物学、园艺学、药物学、地理学、文学、艺术、民俗学等多学科在内的牡丹文化学，是中华民族文化和民俗学的一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文化完整机体的一个细胞，透过它，可洞察中华民族的一般特征，这就是“文化全息”现象。牡丹文化兼容多门科学，其构成非常广泛，它包括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教育、风俗、民情等所有文化领域。牡丹文化中所提供的文化信息，可以反映出民族文化的基本概貌，符合宇宙间的“全息律”。

诗画

牡丹文化的起源，若从《诗经》牡丹进入诗歌，算起距今约3000年历史。秦汉时代以药用植物将牡丹记入《神农本草经》，牡丹已进入药物学。南北朝时，北齐杨子华画牡丹，牡丹已进入艺术领域。

唐代，牡丹诗大量涌现，刘禹锡的“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脍炙人口；李白的“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千古绝唱。宋代开始，除牡丹诗词大量问世外，又出现了牡丹专著，诸如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陆游的《天彭牡丹谱》、丘浚的《牡丹荣辱志》、张邦基的《陈州牡丹记》等，宋代有十几部。元姚遂有《序牡丹》，明人高濂有《牡丹花谱》、王象晋有《群芳谱》，薛凤翔有《亳州牡丹史》，清人汪灏有《广群芳谱》、苏毓眉有《曹南牡丹谱》、余鹏的有《曹州牡丹谱》、由于牡丹花花型优美，颜色绚丽、清雅，因此是当代画家们经常表现的题材，如余致贞、吴玉阳等。散见于历代种种杂著、文集中的牡丹诗词文赋，遍布民间花乡的牡丹传说故事，以及雕塑、雕刻、绘画、音乐、戏剧、服饰、起居、食品等方面的牡丹文化现象，数见不鲜。

国花

2019年7月15日，中国花卉协会在中国林业网、中国花卉协会网站和“中国花卉协会”微信公众号发出《投票：我心中的国花》，向公众征求对我国国花的意向。广大公众对国花高度关注，积极踊跃参与。2019年7月23日，中国花卉协会通报国花调查情况。通报称，截至2019年7月22日24时，投票总数362264票。投票结果统计显示，同意牡丹为国花的居首位，共288747票，占79.71%；第二名，同意梅花为国花的占12.30%；第三名，同意兰花为国花的占2.48%；第四名，同意荷花为国花的占1.89%。

国花是国家形象和民族精神的象征，是国家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国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民幸福，确定国花，时机成熟。

经组织专家研究讨论，中国应确定“一个国花”，确定国花的基本条件：一是起源于中国，栽培历史悠久，适应性强，分布广泛，品种资源丰富;二是花姿、花色美丽大气，能反映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性格特征;三是文化底蕴深厚，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四是用途广泛，具有较高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

为了评选，中国花协专门于2019年2月成立了国花评审小组。6月29日，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与中国花卉协会在北京组织召开了国花评审专家研讨会，32名专家组成专家评审委员会，对确定中国国花进行研究讨论。此次投票已获得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授权。投票一经发出，引起网友热议，大量网民投票参与。据相关媒体报道，7月17日，中国花卉协会的工作人员董燕向记者表示，截至7月16日晚上11点，总共有6万多的投票，投票者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选择牡丹。此次投票“只是收集民情民意”，把意见收集起来供上级参考，国花最终由国家相关部门决定。[16]

市花

牡丹是中国彭州、洛阳、菏泽、铜陵、宁国市、牡丹江市的市花。每年4月11日-5月5日为“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牡丹在中国称为花之富贵者也。[17]

花语

花型宽厚，被称为百花之王，有圆满，浓情，富贵，雍容华贵之意。

生命，期待，淡淡的爱，用心付出。

高洁，端庄秀雅，仪态万千，国色天香，守信的人。

典故

武则天与牡丹

在一个隆冬大雪飘舞的日子，武则天在长安游后苑时，曾命百花同时开放，以助她的酒兴。下旨曰：“明早游上苑，火速报春知，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谁都知道，各种花不仅开花的季节不同，就是开花的时刻也不一致。紫罗兰在春天盛开，玫瑰花在夏天怒放，菊花争艳在深秋，梅花斗俏在严冬；蔷薇、芍药开在早上，夜来香、昙花开在夜间。所以，要使百花服从人的意志，在同一时刻一齐开放，是难以办到的。但是百花慑于武后的权势，都违时开放了，唯牡丹仍干枝枯叶，傲然挺立。武后大怒，便把牡丹贬至洛阳。牡丹一到了洛阳，立即昂首怒放，花繁色艳，锦绣成堆。这更气坏了武后，下令用火烧死牡丹，不料，牡丹经火一烧，反而开的更是红若烟云、亭亭玉立，十分壮观。表现了牡丹不畏权势、英勇不屈的性格。[4]

隋炀帝与牡丹

公元604年，隋炀帝杨广继位，于东都洛阳开辟西苑。隋炀帝好奇花异石，曾三下江南搜寻。并派人将各地收集到的牡丹种植在西苑中。据唐人的记载：“炀帝辟地二百里为西苑，诏天下进花卉。易州进二十牡丹，有飞来红、袁家红。醉颜红、云红、天外红、一拂黄、延安黄、先春红、颤风娇等名贵品种。”

杨贵妃与牡丹

唐朝开元年间，宫廷内开始重视牡丹，并在兴庆东沉香亭前、骊山行宫等处，栽植数种红、紫、浅红、通白等色牡丹。花初开，杨贵妃带众宫女游赏花间，如醉如痴。五代王仁裕载：“杨国忠初因贵妃专宠，上赐以木芍药（即牡丹）数本，植于家。”据载，因贵妃专宠，喜爱牡丹，唐明皇也作为宠爱之物把牡丹赐给了她的哥哥。

欧阳修与牡丹

欧阳修，字永叔，自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陵（今江西吉安市）人。欧阳修在洛阳作推官时，发现“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皆插花。花开时，士庶况为遨游”据载，当时的洛阳城，无论民家，还是官院，植满牡丹。欧阳修遍访民间，将洛阳牡丹的历史、栽培、品种以及风俗民情做了详尽的考察，写成了中国第一部牡丹专著《洛阳牡丹记》。

蒲松龄与牡丹

蒲松龄，清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蒲松龄在其《聊斋志异》：常大用，洛人，癖好牡丹。闻曹州牡丹甲齐、鲁，心向往之。适以他事如曹，因假缙绅之园居焉。时方二月，牡丹未华，惟徘徊园中，目注勾萌，以望其拆。……并写下了葛巾、玉版的神话故事。

毛泽东与牡丹

毛泽东生前非常喜爱牡丹，1935年，毛泽东率领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延安，在严酷的战争间隙，一天率领周恩来、朱德等去延安万花山赏牡丹，在牡丹丛中对身边人说：“这里是一幅天然牡丹图，一定要好好保护，等到全国解放了，可以在这里修建一座人民公园。”1950年冬的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花园散步，走到牡丹跟前停下脚步，跟身边工作人员讲起武则天与牡丹的故事并意味深长的说：“年轻人要具有牡丹的品格，不畏强暴，才能担当起重任。